从“春安里”走到“幸福里”

 

　　徜徉“幸福里”，用爱唤醒爱

 

　　27日一大早，家住人民路街道幸福里社区天福花园的黄玉梅老人，发现患脑梗塞痴呆多年的老伴高家贤又尿尿在身上了，急忙帮他换尿不湿。看她不厌其烦的样子，记者问：“黄姨，你这样细心，高叔过得好幸福呀！”

 

　　是的——

 

　　高家贤好幸福，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高家贤2003年发现患脑梗塞就开始治疗，2008年病情加重半身不遂，躺在病床治疗5年，2013年有所好转能坐轮椅四处转转，黄玉梅一直把老伴当孩子一样悉心照料。久卧病床防褥疮。黄玉梅每两三个小时就要帮老伴翻身拍背、活动瘫痪肢体。她自己心脏不好，又有糖尿病，吃点药就没事，从没因个人的病痛冷落了老伴。“珍惜与亲人在一起的缘分，因为你不确定哪一天就看不到他了……”

 

　　老两口好幸福，他们的子女特孝顺。儿女们尊重父母的意愿，安排他俩单独在一楼生活，省得爬楼进出也方便。为了让母亲一心照顾父亲，三个子女轮流“买单”（老细未成家“免单”）每天在社区“泳年楼”日间照料中心订了两份午餐，方便二老和社区的大妈、大爷们同吃、同聊。26日晚，高家贤有些发烧睡不着，频频要翻身，儿子高洪城协助母亲服侍了老爸一夜。“老人健康快乐是晚辈的福气，照顾好老人，团结好家庭，我想这就是幸福的含义。”这话说得多有水平。

 

　　老两口好幸福，他们遇上了一些热心的邻居。每天早上，黄玉梅给高家贤“喂”好了早点，就把他扶上轮椅推他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凑热闹”。退休在家的周姨每天晨练后买菜回家，就来日间照料中心“上班”——唱歌给高家贤听，帮他进行康复训练。歌声回荡在老人的耳畔，也温暖着他的心田；重阳节那天，社区主任艾妮给高大叔发了爱心礼物，居民路影大姐还帮高家贤理发、剪指甲。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王芳用手机拍下这些温馨的镜头给高家贤老人看时，他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连说：好！好！

 

　　黄玉梅讲完“幸福里”的故事，念念不忘“春安里”。

 

 

　　1945年日军战败后，在撤退和遣返过程中，不少日本孩子被遗留在了中国。刚出生不久的黄玉梅就是其中的一员，被爸妈寄养在九江。她命运多舛——养父黄世成、养母黄刘氏在黄玉梅十来岁时就相继去世，她是被婶婶养大的。可惜，写有自己生日和身世的文字凭证在文革中遗失了。“我的养父母真了不起，面对曾经侵略过他们国家的后代，以德报怨用善良和慈爱包容了我。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送我读了三年私塾，真的感谢他们！”

 

　　后来黄玉梅经人介绍和也是孤儿的高家贤相识、相恋，最终在浔阳西路“春安里”成亲。黄玉梅年轻时特别能吃苦，凭着一双巧手在针织厂站稳脚跟。丈夫高家贤聪明能干，是厂里供应科的送客司机。相对纺织女工，高师傅的工作就清闲得多，他经常有空就帮着做家务。“老高什么都会做，什么都愿意做，经常帮我一起做布鞋卖。”俗话说：勤快勤快，有饭有菜。夫妻俩团结协作，日子过得不错，一口气生了两男两女4个孩子。为了送孩子们读书，高玉梅空余时间做过保姆，摆过地摊，卖过菜……1999年正值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召开，刚退休的夫妻俩坐不住，到昆明开饮食店，帮小儿子还掉生意亏损的部分欠债。“春安里”的人见了就夸他俩“秤不离砣，福公不离福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厚生省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允许遗华日侨回国。黄玉梅说，她也曾经有过回到日本定居的想法，但是有一定的困难，其中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如果不学日语，报纸、电视都看不懂，和人根本没办法交流。所以她把寻亲这件事看得不那么重要了，选择留在九江这片养育她的热土，“春安里”就是她的故乡。如今，黄玉梅的外孙王高怀在日本留学，那些寄回的日本特产和越洋亲情电话，就是对外婆最好的精神慰藉。

 

　　黄玉梅的人生曲折困苦。她动情地对记者说：“我是流着日本人的血，长了中国人的肉，血肉相连才有今天的我。感谢九江人民接纳了我，帮助了我。真心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战争，更不要再有遗孤这样的群体。”（浔阳晚报 记者王红旗/文 顾伟东/摄）

 

 

“走！走！走！”黄玉梅（中）和社区毛婆婆（右）拍拍手，教高家贤“学步”。